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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之后我有一会儿失去了时间感。也许我在电梯里蹲了两分钟，也许半个小时，我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电梯间的门终于开了。一位年纪较大的贵夫人站在那里。她看到我，发出一声惊叫，让门关上了。我听到她跑开，去呼喊房主了。

“我现在得离开这儿——赶快！我是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的。我的膝盖在颤抖。我走出电梯，穿过门厅走到外面。暮霭沉沉，这种时刻的凉爽又来了。当我踩上屋前广场的碎石子时，我的左脚又疼起来，很厉害。我停下来，吸气，拿手帕稍微擦干净我的脸，继续走，不，是继续瘸着，因为疼痛越来越严重了。这只脚不属于我的铅一般沉重的感觉又出现了。如果找不到一辆出租车，我说什么也到不了‘庄严’酒店。我咬紧牙踉跄到大路上，停下来，把我的体重转到右腿上。

许多汽车开过去，没有出租车。五分钟过去了，十分钟，半小时，没有出租车。我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仍然无法理解发生了什么事。我打了昂热拉。昂热拉！我一生中还从没打过一个女人，现在打了昂热拉

左脚疼得更厉害了。我想起来，我是用左脚踢花瓶的。疼痛也许是因此引发的。我像个疯子，像一个真正有错的人，昂热拉一定有这个印象。不，她不可以有这种印象！她就这么不信任我？不过，卡琳的信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昂热拉有过坏的体验。该诅咒的应当是你，卡琳。汽车。汽车。没有出租车。我永远到了不“庄严”酒店。

昂热拉和我，我们两个人都生活在这么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，我想，神经质地想对发生的事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。这样，像这封信这种推动力就足够不！不，不能让它得逞！在这么一种爱情中不行！现在是谁真的爱谁，谁是接受爱？我？昂热拉？昂热拉？我？即使我不迈步走，脚也疼得要命。这时，一辆出租车从路上开下来了。我发疯地招手。出租车停下来。我坐到后排座位上。

“请去‘庄严’酒店。”

“是，先生。”

在出租车开动的一刹那，我也感觉到左胸在疼，我对它已是那么熟悉。还很轻，但我知道，它会厉害起来的。我手指灵巧地寻找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，我总是随身带着，吞下第一种，嚼碎另一种。

我现在怎么做？到酒店后给昂热拉打电话？乞求，请求，向她起誓，相信我？不，如果不是她自己相信我，这是徒劳的。因为只有有错者才会不顾一切地自卫，所以我不可能那么做。这到底对不对呢？如果对，那我是不是无所谓呢？没了昂热拉我还能干什么？我不敢想象我们的关系会就此结束。脚里的感觉难以忍受了。我胸口的压迫越来越强了。左臂疼起来。昂热拉。昂热拉。我不可以想她，要不然我会失去理智。可我忍不住要想她！今天早晨她还指给我看那棵开花的杏树。今天早晨还

我终于觉察司机在看着我，跟我讲话。我们已停在了“庄严”酒店的大门入口处。我不知道已经停在这儿多久了。

“您不舒服吗，先生？”

“一切正常。”我边说边付钱。我费力地从后座上下来，因为我几乎抬不起我的左脚了。出租车开走了。现在天色已经差不多全黑了。我一定在电梯里蹲了很长时间，我想。滑稽，在那位老太太之前，没人想乘它。滑稽，一切都滑稽。滑稽得要死，滑稽死人。我在室外又吞服药片和硝酸甘油胶囊，一瘸一拐地进了大厅。

大厅里只有少数人，有些人吃惊地望着我。我的房间，我想上我的房间。我像个生病的动物那样趴在它的窝里死去。我再也没有力气了，只有疼痛和恐惧。然后，就是那每一分钟都在像这种疼痛一样增长的绝望。

“卢卡斯先生！”

我转过身。

像以往那样亲切——加斯东-迪尔曼。他善良的眼睛在镜片后关切地望着我。

“噢，晚上好，迪尔曼先生。”

“晚上好。我给黛尔菲娅夫人打过电话。她说您走了，估计是回了酒店，确切的她说不清。因此我就从‘卡尔顿’酒店过来了，在这里等您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您今天跟那位泽贝格先生谈过，对吗？我也跟他谈过。现在我想跟您谈谈。您怎么了？您不想跟我谈吗？”

我思索。如果我现在单独呆着的话，那疼痛、那绝望也许会强大无比。最好是不单独呆着——即使会出什么事。迪尔曼似乎没注意到我的状况。我也尽量打起精神来。

“我当然想跟您谈谈，迪尔曼先生。也许在酒吧在平台上？”

“那儿到处都有许多人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偷听我们。我不想冒险。我在戛纳这儿租了一辆车。它停在‘卡尔顿’酒店门外。咱们走过去，开着兜一圈。这样肯定就没人偷听到我们了。”我们走过去老天，我们走到‘卡尔顿’酒店去！那距离虽不远——但不是对于像我这种情况下的一个人。什么叫像我这种情况？我不能被疼痛和绝望打败，不！我说：

“行，咱们走过去。”

我们走。

我不知道我是如何走到